文艺批评 | 张克：“鲁迅怎么看我们”——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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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怎么看鲁迅”和“鲁迅怎么看我们”是王富仁先生的鲁迅研究的全部问题,充满着感受和体验的辩证法是他的研究方式。“中国文化的守夜人”是他给鲁迅最传神的定位。作为一位思想者，王富仁先生的研究不仅值得学术性的汲取，恐怕还将成为测量新一代研究者精神成色的重要思想资源。作者张克围绕王富仁先生鲁迅研究的点滴断想，立足于自身问题意识，带领读者唤醒更多体悟。

本文原刊于《晋阳学刊》2017年05期 ，感谢作者张克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张克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鲁迅怎么看我们”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断想

若是依据王富仁老师的为人为文，由我来妄议下他的鲁迅研究，自然也是可以的。那原因之一在于他不会以身份、成就之类鄙夷每一位热爱鲁迅的普通人。谈起他来恐怕说“王老师的为人为文”比“王先生的道德文章”更接近他本人一些，这大概是我感受中他的真实存在，平民气胜于学者范，宽厚、亲切。更重要的，他始终如一的深切体认、发展着鲁迅的精神和思想，在他那真诚、朴茂且别具启发性的研究里，对鲁迅感同身受的情感催生出了绵密的思想，思维的拓展又唤醒了更多的体悟，他那行文论说的率真和勇敢常常令人心向往之。他的研究不仅值得学术性的汲取，恐怕还将成为测量新一代研究者精神成色的重要思想资源。他曾对远离所谓上流京海文化界、已沦落至外省小校的卑微的当代鲁迅研究者乃至一般知识分子的悲哀与尊严有着动人的体察【1】。作为正粉墨登场的1970年代鲁迅研究者的一员，本人恰恰正过活在相类的处境里。这其实也不足为怪，每个人都得为自己散在中国社会各处的生命负责，虽然和鲁迅一样，“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2】。王老师热爱鲁迅却不曾躲在鲁迅的背后唯唯诺诺，我们自不必猫在王老师的研究文章里掩饰属于自己的困惑，以下关于他的鲁迅研究的点滴断想，自然是立足于自己的问题意识的，只是限于篇幅也只能讲些梗概的东西了。

王富仁先生

一、“鲁迅怎么看我们”

我愿意借用王老师未必偏爱的大儒朱熹的那句“新知培育转深沉”来综括他的鲁迅研究。这里的“新知”，是指以鲁迅为杰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里最宝贵的精神传统、思想追求熔铸成的“新知”；这里的“培育”既是指他的研究本身就是这一传统的传承和发扬，又是指迄今为止这一传统并不像时人想像的那样强大，反倒是常常被涂油抹粉、抽筋敲骨，依然需要用心“培育”乃至激动的争论，林林总总的以冷漠、温热乃至苛严的情绪对待这一传统的评说虽然也提出了特定的问题，但在骨子里毕竟是隔膜的。“转深沉”的“转”既是指这一传统本身的生长性、转化性，也是指王老师作为研究者与社会思想变动高度同步的动态感，“深沉”则是一种渗透着理性的有风骨的深刻，有深度的风骨，它是鲁迅这一精神传统培育出的人格力量。

当初阅读时，王老师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以下简称《镜子》）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他那高度自洽的系统性研究范式多么高明，而是他那绵延不绝、层层皴擦、枝枝蔓蔓的文风。这文风恐怕到现在都令不少有深厚文言修养尤其有着咬文嚼字嗜好的同行头疼。奇异的是，在这涌动着情绪、裹挟着类比，直白着好恶的语流里，竟然流淌出了令人应接不暇的对于鲁迅作品无与伦比的真切感受。譬如：这是他讨论小说《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的温情的一段文字：“吕纬甫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温情，就其本身而言，并无可以深责的地方，是在正常状态下的人之常情，但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中，却成了沉埋吕纬甫的陷阱，这里的条条葛藤都把他拴住、捆住、缠住、绑住，把他牢系在封建现实关系的网络中，再也动不得、挪不得。”【3】这句子里的情绪以“但”字为界，由贴心的理解逐渐紧张乃至最后推向恐惧、窒息，与吕纬甫的生存轨迹却是高度偎贴的。再譬如，这是分析《孤独者》里的魏连殳的失败的文字：“他的失败，不像吕纬甫那样是被封建传统传统势力的流沙掩埋了的一株灌木，也不像涓生、子君那样是被封建思想势力的巨浪颠翻的一叶小舟，而是被封建思想势力的狂飙摧折了的一株巨木。”【4】这论断一波三折的总体节奏是铿锵的，但这语流里充盈的却是发散性想像带来的三幅生动的生命景象图，对比之下魏连殳的悲剧性命运愈加昭然可见。再看如下关于鲁迅本身的直白文字：“只有在压迫者面前，鲁迅的面目才是可怕的，他会因神情紧张而脸色变得铁青，因用力而肌肉抽动、面目变形，但在我们这些贫弱者面前，他会同我们一起哭，一起叹息，一起诉说人生的艰难，一起袒露内心的矛盾，一起哀叹斗争的疲惫，一起在混茫的人生之途中困惑地辨识着每一条似路非路的东西摸索着前进内。对我们，他不是审判者、训导者、指挥者，而是亲人和朋友。在他的意识中，不是他应当审判我们，而是我们，我们这些属于平民百姓的华夏子孙，我们这些对他来说属于未来的人们，应当审判他，审判的一生，审判他的未经证实的言行和追求。”【5】这段话简直是一处炽热心曲的激流，热腾腾的，鲁迅的神情紧张点燃的是王老师的激越，一方面他热情地呼唤着我们一道去亲近鲁迅，另一方面似乎又迫不及待，隐隐的似乎要失去对我们的信任，转而又为鲁迅的身后命运嘘唏，在微妙心思的转换中，语言的闸门打开，郁积的情感索性一股脑朝我们倾泄过来，并最终将我们拥抱、淹没。

王老师的行文，正如他感受到的鲁迅小说那样，“感情的热焰包容着他的理性认识，他的明确的知性认识给他的感情的热焰续这燃烧不尽的柴薪”。【6】我以为不能领会王老师如此文风的力量和热度，恐怕是很难真正进入到他的研究世界里的。我们也的确要承认一个事实，中国文化强大的文言传统锻造的文章多非这样急切的遄流，多的倒是四六句顿挫的文字方塘，鲁迅称许的庄周那样的“汪洋恣肆，仪态万方”，苏东坡被称道的“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毕竟是极少数卓越的生命才迸发出的异彩，即使鲁迅自己何尝不也认为自己的文章是“挤”出来的。有意味的是，王老师自己倒是常常感叹自己的文章究竟还是属于学院派的，和鲁迅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传统还得分属两类，大概是认为学院派偏重于理论的推衍而短于情感体验的凝结吧。他深以为憾、感受到差距的、也是他努力靠近的，其实正是全部鲁迅研究的基础，那就是对鲁迅这样一个生命个体的真实感受，由此出发才能展开对鲁迅的情感、愿望、意志、思索的评头论足。在王老师的鲁迅研究里，希望建立的也是以鲁迅的文学尤其《呐喊》、《彷徨》里的小说为根柢的世界。它可以以情感的吸附力吸引到与鲁迅心灵相通的人，这是在社会政治、文化的思潮频繁变迁后鲁迅研究的重生之源；与此同时它也以情感的真挚性测量着各类围观之人的真实心思。这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众多鲁迅研究者更倾向于以某种思想资源为凭依、寻找某种思想、心理支点撬起（翻）鲁迅的做法是决然不类的。在鲁迅研究史上，以“文学”而非思想作为鲁迅精神世界最深沉的所在，也不乏其人，如日本学者竹内好在《鲁迅》一书里也曾提出过鲁迅身上“文学家”与“启蒙者”的对立问题，但像王老师这样执着的其实并不多见。他几乎把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诸多命题都纳入到了鲁迅文学世界里描述的种种人生图式中加以审视，例如他对《孔已己》里鲁镇酒店格局的分析就是这样。他视这一格局就是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文学性表达，自己就是当代的孔已己而已，小说高度容纳了他作为当代知识分子最真实的私人情感和社会感受。【7】他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如此，他是想借鲁迅的眼看清生活的世界，所以他的很多表达可以说都是在以自己的语言重新唤醒、推衍鲁迅的感受和思致。他那急切、热烈、绵长的文风正是自己努力贴近鲁迅文学世界，感悟鲁迅文学世界里各种情感振荡的表征。每个研究者的性情自然是不同的，但恐怕也得承认，没有敏锐多感的体悟，在鲁迅作品的分析时是不可能写出这类随处可见的文字的，譬如：“鲁迅是以极其强烈、极其深厚的同情，以即将迸裂的心，以即将断弦的忍耐，来叙述魏连殳的悲剧命运的。”【8】再比如：“在《在酒楼上》的吕纬甫的悲剧是深沉的，浓郁的，它更多地唤起的是人们的忧郁的情思，而较少压抑着的愤懑。他是被琐细的温情蚕食掉的觉醒者的形象，在这一过程中他有着哀婉的叹息，但却无剧烈的痛苦，鲁迅对他的同情也由于这种性质而呈现着浓郁而不炽热的色彩。”【9】

王老师自己是这样“体验”着研究鲁迅的，也是以这样的标准衡量鲁迅研究的，在他《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一书里或礼赞或批评最多的就是鲁迅生前身后各色人等、研究者的真实人生体验。在这个意义上，王老师自己感受到的自己的学院派属性不利于理解“文学”的鲁迅的矛盾是有普遍意义的。也恰恰在这一点上，王老师的鲁迅研究，的确如前文所说“恐怕还将成为测量新一代研究者精神成色的重要资源”。反躬自省，恐怕当下不少所谓的鲁迅研究文字是既无“力”也无“心”的，甚至是反鲁迅精神的，是一种可悲的研究的变异，这是那些文字里唬人的权威腔调、浮夸的才子气，精明的大述小引套路（按王老师的说法这是绅士、才子、流氓气）等等都无法掩饰的。

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大会

记得在“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大会”上做总结发言时，王老师曾说，鲁迅研究无非两个问题，“我们怎么看鲁迅”和“鲁迅怎么看我们”。他的研究表明，他是把“我们怎么看鲁迅”时是胡说八道还是言不由衷的标准放在“鲁迅怎么看我们”那里的。虽然，本质上他体悟到的鲁迅只能是他自己的鲁迅，是不可以霸道地成为普遍的鲁迅研究的标准的——这也是他常常既谦卑又豁达地承认的，但全部的鲁迅研究要接受“鲁迅怎么看我们”的诘问却是真切的，严肃的，不容回避的。这个诘问其实是要确立我们研究者的品质和身位，老实说是巨大的精神拷问，我本人就常怀有“对他入谜又心怀恐惧”的感受。在王老师看来，他的研究要持守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10】他的研究是有前提的，“鲁迅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永远是一个有前提的研究……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文化内部，身受着这个文化结构的束缚，希望中国文化继续朝着更加科学、民主、自由的现代化方向发展……”【11】我以为，王老师确认的这些前提并非没有反对意见，譬如想以“基督信仰”、“儒家礼制”等等重新规化中国社会、文化的人就未必首肯。思想界的歧途与对峙是不可避免的，王老师的很多论说我们新一代鲁迅研究者自然不必盲从，争辩与挑战时有点“太岁头上动土”的张狂恐怕也是可以宽容的，但就鲁迅研究来说，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中国文化内部，身受着这个文化结构的束缚，希望中国文化继续朝着更加科学、民主、自由的现代化方向发展”的研究者来说，他倾心热爱鲁迅的热情、意志、浸润着鲁迅精神的风骨是我们应感佩且传承的。离开了这些深厚沉实的精神动力，鲁迅研究者只会离鲁迅的精神越来越远，攀缘着各种精明的管道成为又一个成功的“做戏的虚无党”，那简直是一定的。

 二、“我们怎么看鲁迅”

在各个时期，王老师在鲁迅研范式的更新上高度的自觉和探索的开拓性是引人瞩目的。最为鲁迅研究界熟悉的，莫过于《镜子》一书以社会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对局，以两者之间的偏离角为切入点，最终在二者异同之间的细致辨析中建立起了庞大的论述系统，颇有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方法论神韵。在《鲁迅与中国文化》的长文里他先以共时性的文化空间观念审察了“纯客观或流线体的文化历史观”的不足，然后以文化的创造性、超越性又将历时与共时，断裂与延续两者合二为一，建立了研究“鲁迅与中国文化”的文化空间架构、结构感十足。【12】其他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每每也是先从调整人们习以为常的研究观念入手的，如《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一文很明确就是要以“文化分析与叙事学研究的双重变奏” 实现以具体的分析取代传统叙事学偏好抽象的旨趣。【13】再譬如《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一文是以人的自由意志与宇宙意志的对局研究悲剧，以悲剧性的生活感受与悲剧性的精神感受的对局来讨论中国人的悲剧意识。【14】至于借用鲁迅对自己思想的自陈——“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消长”那样的对局来分析鲁迅的作品更是自然晓畅，譬如：“假若说《在酒楼上》是对失去了个性主义骨架的人道主义的否定。《孤独者》则是对失去了人道主义枝叶扶持的个人主义的否定。但它们的否定又都是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在二者的消长情势中的相对的否定，其否定的对象都不是人物本身，而是导致觉醒知识分子发生这种思想变化的社会思想的现实状况。”【15】诸如此类的具体论述不胜枚举，不必赘引，可以说，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王老师都自觉的建立起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鲁迅研究的解释系统。

这一解释系统最显著的特点是，在不同论述层次上都建立起了一对对局的核心概念，以这一对核心概念的对立、差异、偏离、互相转化乃至在更高层次上的对立统一的运动逻辑构成思考、行文的骨架。对立概念的其中一个常代表着某一时期人们习以为常的解释角度，它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社会位置上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随着它的覆盖范围日渐扩张、其内在的生命力却愈见枯竭，其合理性超出了边界后必然因脱离鲁迅的生命体验本身变得虚伪和言不及义起来。此时，人们或出于惯性还在继续使用这些概念但也因此了无新意、虚情假意乃至现出了残酷的吃人面相，或出于情绪上的厌恶对其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其实，最需要的是在更高层次上理性的打捞它的合理性乃至宝贵的精神潜力，从而审定它的边界，安放它的位置，寻找它的更生。不如此而一味趋新，企图依靠万花筒一样的新词汇、时髦观念的轰炸、覆盖其实是另一种虚浮的表面功夫，究其根本也是不诚实的，这当然也是看重对鲁迅的感受、体验的王老师同样不以为然的。当然，王老师的尴尬在于，旧习惯浸透的人会固执的反感王老师的更动，《镜子》出版后对其偏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控正是如此；他们实在批判错了对象，在王老师的研究中，他从来不鄙薄任何关于鲁迅的观念，总是努力揣摩其创造者、提出者真实的人生体会、问题意识，然后将其安放在鲁迅研究历程的适当环节和位置上，他是努力将知人论世的宽厚、真诚和社会理性批判的严肃性高度相结合的；其实若仔细思量，这不正是鲁迅本人在整个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开展文化批评的真实写照吗？

虚浮的趋新者自然也是不以为王老师有先锋性的，王老师自己的思想理论资源的确也没有那么丰富、新锐和高明，他视19世纪的文学才是最有深、广度的文学资源，虽然谙熟大多数马恩著作却连《资本论》都没看过，思想资源、现代艺术趣味的单一都是显豁的。他更仰仗的还是现实社会与鲁迅的精神世界之间双向激发的生命感受。王老师也不是很看重自己研究方法的抽象化和理论化，对概念的分类、使用也不那么的精密，只要能传达出他真实的感受和认知他是更倾向于得意望筌的，这和当下人文学术高度的科层化、刻意经营的品牌化潮流都是相逆反的。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在鲁迅研究这里却是高度贴切的，与朴实的活泼和睿智相伴的是它强大的解释力量。何以能如此呢？那秘密是值得细细体会的。

王富仁先生

我以为，王老师的研究方法其实就是生命本真的“辩证法”，只是他没有大量援引辩证法的理论表述罢了。黑格尔以无比抽象的哲学系统写出《精神现象学》等著作后，辩证法的真意被封存在了晦涩的理论高墙内，王老师自己零星提到过精神辩证法，根据我的阅读印象他对马恩的一些引述里不乏辩证法的影子，但未见引述过《精神现象学》。当然，读不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并不能成为是否具有辩证法精神的标准，鲁迅自己更喜欢的倒是敌视黑格尔的诗性的尼采。不过，熟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有助于对王老师乃至鲁迅的运思方式进行理性审视，这点阅读心得我倒颇想敝帚自珍。譬如，黑格尔讲到作为植物的花蕾到花朵的流动性时说：“它们的流动本性却使它们同时成为有机统一体的诸环节，它们在有机统一体中不但不互相抵触，而且彼此都同样是必要的，并且正是这样同样的必要性才构成完整的生命。”【16】的确，如若我们把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作为一个正在发展的“有机统一体”，与鲁迅有各种差异、对峙关系的各类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应该在他特定的位置上成为一个“环节”，情感上的好恶不能影响判断的理性，这其实正是王老师在考察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各种人物时所主张的。

按照邓晓芒的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究其根本是一对对立的概念构成的矛盾的运动，即作为矛盾双方的努斯精神与逻格斯精神之间既对立又互相转化形成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里的努斯精神与逻格斯精神，在西方哲学的精密分析中自然有其复杂的意涵，如略而言之，其实就是人灵魂的超越性、自发性和语言、思维的规范性、一致性之间的矛盾，前者追求自由，后者强调必然性，但其实二者又必须互为基础，最终在“理性”中合而为一。【17】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步步为营，层层递进，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的精神由从最简单的感觉开始，在自身的否定之否定（自否定）的不断新生中生成人的全部精神世界的过程。我在阅读时每有辩证法内在的精神（自否定）与鲁迅的精神特征可以相对照的强烈印象，譬如，黑格尔说：“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承担起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有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把持住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理。精神之所以是这样的力量，不是因为它作为肯定的东西对否定的东西根本不加理睬，就像我们对某种否定的东西说这是虚无的或虚假的就算了事而随即转身他向那样；相反，精神之所以是这种力量，仅仅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18】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对体现鲁迅精神深度的散文诗集《野草》里的“野草”、“过客”、“死火”、“枣树”等等意象的精神实质，对鲁迅“野草”式的生存哲学最深湛的哲学化阐释了。或者说，鲁迅精神世界内部的运动性本身是内蕴着“辩证法”的特征的，这才是王老师充盈着情感体验的辩证法的研究方法的源头。

这里需要为自己通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哲学智慧审视王老师的研究范式乃至鲁迅的精神特征这样一种方法略做解释。如果说仅仅把黑格尔的思考定位成金科玉律，以此鞭打出鲁迅的浅薄以自高，那自然是可笑的。毕竟辩证法的内在精神是属于全人类的，不仅在中国的道家哲学、《易经》等文化典籍里有着相类的丰富的思想，重要的是在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里也是不缺乏“辩证法”的生活智慧，这一点在深谙中国社会人情世故的鲁迅那里更是不在话下，各种揭露所在多有。从思维方法上，王老师的鲁迅研究中体现出的力量、深度有此多息息相关。但若是承认辩证法的成熟理论形态的确是由黑格尔完成的，对他精深的思考刻意拒绝怕也不是鲁迅主张的“拿来主义”的气度。鲁迅是不以诘问自己、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为耻的，自己倒是愿意遍引人类精神世界的各路豪杰大德，如拜伦、达尔文、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耶稣、佛祖等等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和中国，晚年他更是欢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展开批评。看来，“援引某种精神资源看鲁迅”这种看鲁迅的方式并非没有它的价值。其实这不恰恰是人类精神活动、尤其学术思想活动的常态吗？王老师的鲁迅研究里，也是很强调比较的研究方法的，甚至在不同文化传统、人物之间进行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比较，正是王老师无比娴熟的拿手好戏。

但他的确是不太强调理论本身的自足性的，他更重视的是在中国的境遇里某种表达的社会功能，恐怕对“援引某种精神资源看鲁迅”的方式也是疑虑大于信任。生活的经验、某类挟洋以自重的中国现代文化人物的表现，鲁迅的感受等都提醒着他，这种“援引某种精神资源看鲁迅”的作派是很容易催生出当代的“假洋鬼子”的，因为“援引某种精神资源看鲁迅”是很容易在这种精神资源与鲁迅之间建立起等级关系的。毕竟中国社会从其本质上还是一个法家的法、术、势这套系统才能深切解释的社会，在这种境遇里文化活动中的权力、等级关系导致的文化的变质，是一切有良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深恶痛绝、异常警惕的。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很多批判，王老师对围绕在鲁迅世界的各色人等的评价，常常首先就会考虑这种权力关系，反抗这种权力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在鲁迅自身精神世界的探讨中，王老师的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生命本身的辩证法的话；那么在讨论鲁迅与社会的连接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先理清、揭露这种权力关系，这在他对如粱实秋、陈西滢、胡适等留洋文化人的剖析中、在对中国现代文化现象的各种评论中都是异常清楚的，甚至会给人以一种常以鲁迅是非为是非的印象，尤其那些不从这种权力关系着眼而只从儒家式的私人道德的角度臧否人物的就更会如此认定。我本人高度认可这种“反用法家”的智慧——反抗权力、捍卫权利，并认为深入研究“鲁迅与法家的关系”应是鲁迅研究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悲哀的是，除去王老师的研究、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一篇短文《庄周韩非的毒》以外，其实并无太多切实的研究积累。

王富仁先生生前演讲

然而，我在理解王老师更强调“人生体验”、尤其对中国社会、文化处境的真实体验的时候，也想依据辩证法的智慧指出，在生活中更真诚的体验、在行动中更理性的思索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同样需要的。而后者是必须援引诸如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理论论述等全世界最杰出的思想资源才能得到磨砺和提升的。我们不是不需要而是浸润太少了，这才会使得“假洋鬼子”有了投机的空间。对于鲁迅研究来说，依据辩证法的精神，体验与思辨本是互为自否定的过程，体验经过思辨的测试才能成为凝结的理性而非易变的感慨，思辨接受体验的检验才能化为灵魂的沉实、意志的坚定。当然，对于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来说，以理论资源的摆弄掩饰社会人生体验的匮乏、心灵的苍白是令人心伤的；以忠实于自我的感受为由封闭起来也不能算勇敢，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如王老师那样体验与思辨互相激发的才好，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操持着学术套话招摇于学术江湖的，不说也罢。

《先驱者的形象》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三、“我们”是谁？

以上挂一漏万地讨论了王老师提出的“鲁迅研究无非两个问题，‘我们怎么看鲁迅’和‘鲁迅怎么看我们’”。我所说的“援引某种精神资源看鲁迅”并非王老师没有意识到的鲁迅研究的第三个问题，它只不过是“我们怎么看鲁迅”的其中一种方式罢了，且有着自身易变质的风险。不过认真说起来即使变质也并非研究方法本身的错，变质的只能是人，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怎么看鲁迅”和 “鲁迅怎么看我们”的“我们”身上。

“我们”是谁？

在回答“‘我们’”是谁？”，更具个体性的“‘我’是谁”这两个问题上，王老师自己讲过很多坦率的话，比方说自己只是一位公民，一个吃鲁迅饭的学者，一个教书的，一个窝窝囊囊的知识分子等等。或许有人认为这太不雅驯了，可如果我们在整个现实的社会权力结构中看“我们”，“我们”可不就是这样的吗？

其实，王老师的回答还是暗暗地以鲁迅为榜样的，他是自觉的“鲁迅党”的一员。那么，鲁迅又是谁呢？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这是王老师“心目中鲁迅的样子”，“鲁迅是一个醒着的人”，“他是一个夜行者”，“鲁迅原本也是有条件趁机捞一把的，但他非但没有捞，反而把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些小聪明、小把戏、戳破了不少，记录了不少。”【19】这是我看到过的关于鲁迅之于中国文化、之于中国社会极朴实也极深刻，极诗意也极犀利的定位。在我看来，这几乎也是继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定位——“现代中国的圣人”之后唯一真正具有自身力量的定位了，因为这是回归到鲁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存在、发挥社会作用这一客观事实的定位，这可以说是王老师早年曾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命题最动人的凝结。我在不少尊敬的前辈学者那里都能感到他们对鲁迅由衷的热爱，他们同样试图凝结出“心目中鲁迅的样子”，但结果却并不理想。要么沉溺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不能自拔，跟随、隐藏在鲁迅的身后被鲁迅巨大的阴影所吞没；要么采撷些鲁迅身上的各种零碎，咂摸味道独自取温；要么热情地把鲁迅拉到自己更喜爱的另一位国外精神巨人的身旁一同或明言或暗喻的礼赞，视之为中国的尼采、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国的高尔基、中国的耶稣、中国的苏格拉底……这些当然都属于鲁迅精神向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渗透时的正常现象，“我们“对鲁迅的接纳未必全是以最具有鲁迅精神气质的方式进行的，有多少“鲁迅梦”就会有多少“鲁迅梦魇”，不足为怪。不过把鲁迅作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加以定位，我以为是有着鲁迅精神的神韵的。受王老师的启发，我自己的理解是：守夜人最大的特征是必须清醒，这或许也不并是他始终乐意的，甚至有时是以之为苦的，然而这是他的职责，他的使命，也是他的价值。守夜人是更习惯于从黑夜看待世界的，白天的色彩斑斓在他这里均归于黑色，它们之间微妙的色差将会被捕捉，虽然也会有出现幻觉看错的时候。守夜人得不停的走动，在警惕小偷出没的同时也防止自己因疲倦而昏睡，因为一直清醒并非易事，对职责的热爱、意志的锻造一直持续着方可做到。比照鲁迅，他作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的特点不是太清楚了吗？他是清醒的，也常以之为苦、烦闷。他习惯于把喧闹归于简约，喜欢从拆穿权力、等级把戏的角度看待世界，以至于被人骂为“刀笔吏”。他还不停的走动，关心、感应着社会生活中并无永恒价值的各种小细节，警惕着那里的瞒与骗。

不过，当我说鲁迅作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的定位是基于“回归到鲁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存在、发挥社会作用这一客观事实”并非全然没有问题。因为，如果继续追问，对鲁迅作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的定位是否能直接成为“我们”这些鲁迅研究者乃至更广泛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定位呢？恐怕是不可以如此类推的。“我们”并不能以“守夜人”自居，虽然严格说来从社会功能上看理当如此。前文提及王老师提出了研究“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前提，在我看来，“我们”的鲁迅研究恐怕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不是鲁迅”。这是句大实话，但这个事实首先提醒“我们”，鲁迅既属于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我们”，又不完全属于“我们”，他以自己的全部生命活出了超越“我们”这个群体的风采，才成为孤独的“守夜人”的。被他作为“守夜人”守护着的不仅仅是“我们”，他属于全体生活在中国文化里的中国人。这句大实话还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守夜人”的存在，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习得一点“守夜人”的精神，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走散的，甚至愚蠢的自相残杀起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王老师感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建立自觉的共同体意识，他创设“新国学”立意也在此，这是他禁不住的大声疾呼。我敬佩但谨慎乐观王老师的呐喊，那原因很简单，那个叫权力的幽灵恐怕还常蛰伏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有的恐怕已爬上了眉梢，那是“我们”所处的现实社会植入到“我们”身体内部的病毒，毒性不可小觑，发作起来是不以“守夜”为然的。更何况，“我们”要“守夜”就需要“夜行”的自由，品尝了自由的好处还想把它延伸到白天去，然而社会需要“我们”“守夜”的原因却首先在于维护社会的秩序，是不许乱走乱动的。社会对“我们”的需要并不以“我们”的自由、感受为基础，与塑造秩序、等级的权力相比，“守夜人”的精神力量是微茫的，当然正因为此也是宝贵的。

这里不揣浅陋想和王老师对照下我自己关于鲁迅的定位。我曾摸索着提出鲁迅的历史定位，我称之为“作为试毒剂的反讽者”。【20】这说法自然是和王老师从自己的生活感受中直接提取出的“守夜人”这一生动的形象不能相提并论，我的定位仅仅是功能性的。我尝试以古希腊社会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文明出现危机时，苏格拉底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文明深刻的变迁这一关系相参照，来审视鲁迅在中国历史变动中的作用，这自然也是一种“援引某种精神资源看鲁迅”的方法。对于苏格拉底，意识到他的思维与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并做精深研究的是鲁迅并不陌生的克尔凯郭尔，他称苏格拉底的思维方式为“反讽”，其精义是“通过提问而吸空表面的内容”，有着“无限绝对的否定性”。他认为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必然会出现这种思维方式。我以为鲁迅的思维方式，身处的历史转折处境都和苏格拉底的情况有着相当的类似性，是可以相对照的。在写作此文的过程中我在王老师著作里发现到了一点类似的感触，他在考察周作人评论《阿Q正传》时提出的鲁迅的“反语问题”时说，这“接触到了鲁迅语言风格的主要特征，扩大开来，深入下去，就可以发展为‘反讽’这个现代文论中的重要概念。似乎至今人们还没有从‘反讽’的意义上解读鲁迅及其作品的整体意蕴。”【21】老实说，我在无意中恰恰是按照王老师描述的这个递进的逻辑进入鲁迅研究的，我的结论是：鲁迅的历史功能就是“作为试毒剂的反讽者”而存在的。“反讽”是他的思维方式，“试毒剂”是他的社会、历史功能。其实，就是“试毒剂”，在王老师那里也是可以找到相类的感触的，例如王老师在鲁迅作品中看到，“严格说来，鲁迅所选取的人物典型主要不是以自身存在价值的大小和自身行为的优劣为基准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只是封建思想环境的试剂，谁能在更充分的意义上试出这个环境的毒性，谁都有可能进入鲁迅小说形象的画廊。”【22】鲁迅与他作品中的人物尤其真诚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着高度重合性，把这段话里作品人物与环境的关系置换成鲁迅与他所在的思想、社会环境的关系是同样成立的。

我举出自己关于鲁迅的历史定位与王老师的相对照，并非想谬托知己。王老师的“守夜人”更富诗性，也更温暖，他对鲁迅的情感也更宽厚。我的“作为试毒剂的反讽者”的说法拗口而冷冰冰，全无心肝，有些问题也没想清楚，例如“辩证法”与“反讽”的异同。这大概是包括我在内的新一代研究者的问题之所在，王老师那一代的前辈由中国走向鲁迅，我们却是由鲁迅走向中国的。在前辈们常怀着对鲁迅的深情的时候，“我们”却狠心地首先把鲁迅当作一个问题，要经由对他的逼问才能探究我们并不深切了解的中国，这是很残酷又令人惭愧的，但也别无选择，因为鲁迅是为数不多的不会欺骗我们的人，只好从他这里下手。“把鲁迅当作一个问题”自然有先天的不足，但也应该被接纳为“我们怎么看鲁迅”的一种方法，我以为王老师会乐见这样尝试的，其他的前辈也不必深恶痛绝，因为我们同样要接受“鲁迅怎么看我们”的诘问。

我当然也明白，在作为“试毒剂”试出社会思想处境的毒性这一功能上，和王老师一样，“我们”都是“守夜人”鲁迅的子嗣。这是充满反讽的命运——“守夜人”的反讽，这自然是“我们”共同的悲哀，然而又何尝不是“我们”共同的尊严，一个鲁迅研究者的尊严。

本文原刊于《晋阳学刊》2017年0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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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缘起于黎保荣兄2017年年初的约稿，草于2月下旬，3月2日写就，《晋阳学刊》2017年第5期刊发。其时毫不知晓王富仁老师的病情，他于5月份去世时，笔者深感自己撰文的唐突和鄙陋，尤其担心当时会不合时宜。时隔一年，业师朱德发先生于7月也因病逝世了。灵堂前、归家后笔者都禁不住的潸然泪下，感念师恩外，还为了朱老师和王老师一样，身上那种五四精神的倔强。

【1】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宝鸡文理学院》2004年第5-6期。

【2】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 页。

【3】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4】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5】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6】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革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7】 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224页。

【8】王富仁：《中国反封建革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9】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革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10】 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3页。

【11】 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12】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3】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14】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15】王富仁：《中国反封建革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

【16】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17】邓晓芒：《黑格尔辩证法演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0页。

【18】邓晓芒：《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281页。

【19】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0】张克：《颓败线的颤动——鲁迅与中国文学的现代》，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39页。

【21】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22】王富仁：《中国反封建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总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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